“变老不是问题，它是一个生命的历程，未富先老才是真正的问题，既没钱也没人照顾。而且真正有刚需的地方正是经济困难的区域。”日前，在“有爱不留守——互助养老让乡村留守老人有所依、有所为”的主题沙龙上，上海市长益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钟铁华如此描述当前农村的养老概况。

据民政部数据，我国老年人口中空巢老人占比目前已超过一半，部分大城市和农村地区空巢老年人比例甚至超过70%，大量老年人不与子女或其他家人共同居住生活，面临着居家养老的许多生活不便或困难，甚至存在安全风险隐患。其中，农村养老压力远大于城镇，如照料缺位、情感缺失、经济落后……而老龄化还在加剧，据国家卫健委测算，“十四五”时期，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占比将超过20%。

一个更加普惠、灵活且成本较低的乡村养老服务模式——互助养老亟待被看见。

播撒“乡村助老员”的种子

“在众多养老模式中，互助养老具有形式灵活、成本较低的特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刘亚娜用“抱团取暖”这一通俗易懂的比喻来形容互助养老的基础。

我国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基本以配偶和子女为中心的家庭依赖型网络，除此之外，占据重要地位的是亲属、邻里和朋友。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老年人的家庭支持网络在逐渐弱化，城镇化进程和乡村生活方式巨变，让原本和儿孙一起生活的老人现在独自在乡村留守。据钟铁华介绍，虽然目前民政部门已经对3%最需要支持的老年群体养老予以兜底，而其余97%的老年人群体则很难被全部覆盖，其中乡村留守老人群体难以获得社区层面的公益性服务，因此，人际互信、良好互动的乡土社会难以形成。再从公益视角出发，农村欠缺公益执行体系，县域社会服务机构、社工站都处于新兴阶段，碎片化的项目多、关注儿童的项目多，关注养老的缺乏。

在此基础上，“乡村互助养老扎根于乡村传统的亲邻互助网络，充分利用乡村低龄老年人的闲置时间和资源，低成本地相互帮助和服务。”刘亚娜指出，不仅乡村独居老人的子女，其邻居、朋友和社区工作者都能发挥社会化服务功能。

长益基金会就是活跃在乡村养老领域、关注互助养老的社会组织之一。自2016年开始尝试开展乡村互助养老项目以来，长益基金会探索实践了以“乡村助老员”为主体的互助养老模式，在每个村培养一名乡村助老员，带动一批村级助老志愿者，支持一家县级养老服务社会组织，构建起“社会组织+乡村助老员+社区助老志愿者”的县镇村三级公益执行体系，为留守老人上门提供养老服务并开展社区公益活动，解决乡村留守老人照料缺位、情感缺失的问题，提升乡村留守老人晚年的生活质量。

杨建媛就是长益基金会的乡村助老员“出身”。几年前，她还是云南施甸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日常生活除了种地就是带娃。“不再有任何梦想，就只想带好娃，将就一生。”她以为自己会一直这样。直到2017年，杨建媛作为长益基金会在施甸的一名乡村助老员，开始为村里30户老人提供服务。

这个工作并不好做，“一开始，老人们都有很强的防备心，甚至很排斥我的到来”。为了“破冰”，杨建媛决定真正走进老人的生活，从日常到村里，经常与老人偶遇，与老人一起回家，陪老人一起做家务、一起下地干活、看病……慢慢的，杨建媛看到了变化，“从一开始的排斥，到后来他们会主动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来，在门口等我，会主动跟我分享他们的心事，甚至会留很多他们自己爱吃的食物给我，有时候他们都不知道已经过期了，就是关心惦记地随时给你留着。”

随着信任的建立，杨建媛也开始意识到，老人并不是不愿意与邻居或者其他人接触，“他们只是觉得自己年龄大，担心给别人带来麻烦，久而久之就主动与周围人形成了隔阂”。于是，杨建媛开始带着老人的邻居一起行动，自己没时间时，会“故意”让邻居帮忙看望，时间久了，很多邻居会主动告诉她老人的生活情况。随着邻里互动的增多，杨建媛又开始在村里组织公益活动，互相帮忙、一起玩耍……到今天，站在沙龙上的杨建媛经过担任同辈督导员，协助长益基金会开设新的项目点；学习专业知识，参与活动方案设计、财务报销等；培训30名助老员在本村为老人开展服务；接任项目管理等等一系列工作后，已经蜕变为一名职业公益人，任施甸县益苗社会公益事业服务中心负责人。

而长益基金会已经在包括施甸县在内的云南、陕西、重庆等7个省级行政区的160多个村社区项目点培育乡村助老员170余人，孵化、培育社会服务机构7家，激发社区志愿者3000余名，累计为5000余户计6000余位老人提供了超过50万人次的养老服务。

乡村养老投入不足、资源缺乏

无论是杨建媛的个人成长还是其他乡村助老工作的开展，在钟铁华看来，“乡村助老员”项目的内核是“两个激活”。首先是激活助老员的主体性、激活受助老人和自组织的主体性。在激活助老员方面，项目从选人、动机激活、养老及社会工作等专业培训到持续赋能，是系统化的支持，平等尊重、价值实现等理念传递贯穿整个过程。

同时，项目还激发身心健康、有能力、有意愿的老人以及自组织参与互助养老，让老人从被服务对象到积极行动者，有效回应老人被需要的需求，也是真正意义上对服务对象的尊重和增能。“老人，尤其是健康的老人往往是当地最大的人力资源。”钟铁华表示：“这样的服务模式不仅让老人实现一定程度的自主活动，也为本土人才发展提供了土壤，提升的不止是留守老人晚年的生活质量，还有整个村庄的信任认同，打造了友好、积极、志愿服务的社区氛围，为互助养老打下坚实的基础。”

尽管以长益基金会为代表的一部分基金会已经在乡村养老问题上进行了试点和探索，但整体上国内各基金会对于乡村养老问题的关注和投入还不够，且基层一线社会服务机构缺乏资源、能力和人力，这是当前乡村养老社会服务遇到的挑战之一。

刘亚娜也坦言，有一些矛盾和挑战依然值得深思。一是供给侧优化与精准化需求对接的问题，即互助养老谁来做，如何可持续地做、帮扶的对象究竟是什么情况的老人；二是服务数量与服务质量，从无到有、到齐头并进的发展问题。由点及面丰富服务内容：先要有，再做好、再做精、再做优、再做特。“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试点和探索，未来如何由点及面覆盖超一亿多独居的空巢老人？”三是中国特色、中国优势、中国经验与开放视野博采众长、借鉴的问题。如何向应对老龄化经验比我们丰富的友邻学习和借鉴，以地缘为基础，以居民自愿参与为中心，以交换互惠为推动力进行自我管理、相互帮扶，形成网络化、体系化的社会支持体系。她进一步指出，要想创新乡村互助养老的“中国经验”，养老人才的培养和建设是关键，多元筹资是有序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规范标准化和评估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要想彰显乡村互助养老的中国特色，则需要进一步优化乡村互助养老服务体系、扎根本土，积极发挥地方特色，先行先试。“要进一步激活村民活力，让互助养老更有热度；建立激励机制，实现长效帮；促进制度完善，让互助养老更有力度，科学制定服务流程，做到有序帮。”刘亚娜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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